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区域，而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思想意识也是源远流长、极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深深植根于抗灾救灾的伟大实践中，成为中国古代日渐完备且至今仍具有资鉴作用的救灾政策和措施即所谓荒政的理论依据。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无穷智慧及其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军民在抵御特大洪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抗洪精神，与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也是息息相通、密不可分。关于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海内外学界以往的一些论著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已有论及，为适应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发展轨迹、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
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但在大体上则可以分为远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六个阶段，其高潮又分别出现在战国、两汉、北宋和清代。每一阶段特别是高潮时期都有一些著名人物和著作提出关于抗灾救灾的重要的思想理论，并在救灾实践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收到了显著功效。当然，谈起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幼年时期，不论是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远古的传说，还是确有相当历史真实成分的大禹治水等口碑相传的抗灾史诗中，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们敢于挑战自然和善于抗御天灾的气概与智慧，其中还塑造了以大禹为代表的抗灾英雄形象。此后，伴随着文明前进的坚实步伐和抗灾、救灾得失成败的实践经验日渐丰富，以李悝、商鞅等为代表的战国政治改革家们设计出“尽地力之教”、“平籴法”等着眼于防灾、救灾的开发性措施，并推动修建了漳水溉邺、李冰开离碓以溉成都平原，秦开郑国渠以溉关中等有名的战国时期三大水利工程，化水患为水利。但各诸侯国统治者中也确实普遍存在着魏相白圭那种“以邻为壑”的不光彩行为和单纯注重聚敛、吝于救灾的严重问题。邹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正是从批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入手，强调灾荒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社会财富分配的比较合理化为前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在著名的仁政学说中，孟子明确指出统治者保证民众能够拥有百亩土地等相当财产和足够的劳动时间，并使赋敛程度适宜，以抵御自然灾害，达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最低目标。荀子对救灾的见解基本类似于孟子，也认为风雨、水旱等自然灾害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客观规律，而救灾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世间政治、社会是否有效运转、应对得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虽是并世起，无伤也”（《荀子·天论》）。荀子同时批评了墨子等人过分囿于节俭的防灾思路，着重强调发展经济、提高全社会生产水平等开源性措施方是真正有效的治本之策。他指出：“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冰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氵方)(氵方)如河海，暴暴如山丘，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荀子·富国》）这种救灾观念和他“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一样，洋溢着昂扬向上的乐观、自信精神。孟、荀以外，墨子、邹衍以及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等众多思想家也都论及救灾问题，共同构成了传统救灾思想的基本内容。
两汉是中国传统救灾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贾谊在《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奏疏中，以较深的忧患意识，强调了居安思危、积贮粮财以备饥荒的迫切性：“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汉书·食货志》）只有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晁错在《论贵疏》中则具体阐明增加积贮的较佳途径，就是通过国家宏观控制，提高粮食价格，引导民众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从而达到“畜积多而备先具”应付大的自然灾害的效果。司马迁《史记·沟洫志》和班固《汉书·沟洫志》也是两篇侧重于控制水患、兴修水利的防灾救灾文献，尤其是《汉书·沟洫志》中所收的西汉贾让《治河三策》堪称名作，其中提出的主动疏导为上、被动拦堵为下的治河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创立常平仓的耿寿昌、主持治河的王景、开湖防旱的召信臣等两汉名臣，在救灾实践和理论方面亦多有创见。
北宋是传统救灾思想形成的又一高潮时期。首先是以宋太祖等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汲取唐末五代多因大灾、饥荒导致社会动荡的历史教训，重视提倡节俭之风，并把“荒年募兵”给灾民以生活出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这对救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在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政治运作理性化、文明化成分大大加强的宽松政治大环境下，北宋士大夫多能本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勇于发表个人政见。表现在救灾领域，则是包拯、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一批名臣都有资料详实的著述传世，其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而成就最大的当推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赈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的青苗法以及鼓励兴修水利、防治水患的农田水利法等都是救灾史上的创举，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临川文集》卷39）的开发性理财、救灾思想更应得到高度评价。
清代的救灾思想与传统文化一样进入了总结阶段，在“务为实用之学”的实学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众多总结性的救灾著作。潘季驯的治河思想，洪亮吉把人口和灾荒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做法等都颇具价值。当然，除了上述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外，曹操的屯田救灾、唐代广泛推行的义仓制、明代张居正的救灾思想等也都在传统救灾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中国传统救灾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儒学是传统救灾思想的理论支柱和基本内核。儒家学说及其经典中确有一些涉及救灾的内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随着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儒学的仁政、民本、重农等主张都构造了救灾思想的理论前提和核心内容。儒学本身的演变，如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的相继兴起，都对救灾思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救灾思想的发展又促进了儒学的不断深化。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这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推天道以明人事则是其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存在着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周礼》、《秦律》等文献中就有不少自然资源保护法规，其中强调人类社会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处理好人地关系，对自然资源不能进行无节制的掠夺性开采。三、注重在节俭、积储、赈济基础上的开发性救灾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视角。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对灾民的适当赈济，是抗灾救灾的起码条件和有效措施，但这仅仅限于节流和治标，而且实际上往往是杯水车薪。所以，传统救灾思想特别注意标本兼治，强调以兴修水利、种植林木为中心的开发性救灾，认为这不仅能保证灾民的生活急需，而且可以为日后发展生产、防范灾害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救灾活动中的积极投入是中国传统救灾思想论述的重要内容。如北宋王安石就曾以极大兴趣、投入较多资金来支持研制铁龙爪、浚川耙等新的治河工具。农学、气象学、医药学、建筑学等与防灾救灾有关的科目，在传统救灾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五、日趋合理化的救灾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救灾活动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大量的人力使用、资金和物资调配、财务管理等事务，救灾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系统的能否高效、有序运转。因此，救灾管理思想在传统救灾思想中显得特别突出。当然，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也有一些明显的消极因素，如君主专制、宗教迷信的思想观念等。另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救灾思想只能是空想，并不能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从中汲取各种有益成分，将有助于今后抗灾救灾工作的正确开展，有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这也将拓宽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并为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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